2014年11月18日星期二

張維迎建言20年:對政府限權對市場放開-張維迎-經濟學傢

張維迎建言20年:對政府限權對市場放開|張維迎|經濟學傢

張維迎建言20年:對政府限權對市場放開|張維迎|經濟學傢


  張維迎:市場信仰者

  從1980年代初露頭角,

  到如今作為中國最知名的經濟學傢之一,

  張維迎數十年來從未改變過自己對於“市場”的信仰。

  無論為企業傢代言、打氣,還是在高校內推進改革,

  抑或在宏觀政策方面的建言,張維迎一直秉持著對政府限權、

  對市場放開的思路,從未動搖

  本刊記者/周政華

  今年7月初,為紀念華人經濟學傢楊小凱逝世十周年,復旦大學舉辦瞭一場學術研討會。會上,談到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時,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和張維迎對這個問題給出瞭不同的看法。張維迎堅持他二十多年來一貫的觀點:“政府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創造自由的環境、法治、包括產權制度的保證。很多時候,在經濟事務中,沒有國傢和政府的幹預,效果或許會更好。”

  林毅夫也沒打算改變他對中國模式的推崇:“中國過去35年,我們必須承認政府絕大多數是正確的,如果沒有絕大多數正確,不可能連續35年每年9.8%的增長,也不可能是現在唯一的快速發展的新興大國。”

  坐在張、林二人中間的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黃有光半開玩笑地說:“我坐在兩個人的中間,我的觀點也是他們兩個中間的,我認為市場和政府肯定都非常重要。”引發會場一陣笑聲。與此前一些媒體渲染的“論戰”不同,張維迎和林毅夫雙方在談及各自觀點時,臉上都掛著微笑。

  不久前,張維迎剛剛確定從北京大學的光華管理學院調任國傢發展研究院。時隔20年,張維迎與林毅夫再次成瞭一個學院的同事。1995年,三位“海歸”經濟學傢——林毅夫、張維迎、易綱一起創辦瞭國傢發展研究院的前身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

  那場被描述為“張林論戰”的研討會結束一周之後,《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在北京大學朗潤園專訪瞭張維迎。他的新辦公室剛剛佈置好,十幾平方米的小平房裡,隻放瞭一張辦公桌、一張靠背椅和一對單人沙發。

  不被理解的經濟學傢

  張維迎的桌上擺著兩本再版的新書。

  一本是《企業傢:經濟增長的國王》,最初出版於1989年,這已是25年來的第三次再版。另一本《理解公司》初版時間也是將近十年前,書中每隔幾頁便會出現數學模型及各種圖表。寫作這本書,張維迎前後花瞭近七年時間,其目的就是為瞭“消除人們在對有關公司治理結構的討論中存在的一些普遍的誤解”。

  張維迎歷來以見解獨到而聞名。

  1983年,張維迎24歲,還在西北大學讀研究生時,他在《中國青年報》上讀到一篇消息:“首都青年個體戶座談批判向錢看”。張維迎寫瞭一篇七八千字的批判文章投給《中國青年報》。標題為“為錢正名”。

  後來,寫畢業論文時,他的這種超前思維,讓導師擔心答辯能否順利通過。在隨後的“反精神污染”中,因《為錢正名》一文,張維迎被列為當時陜西的“八大自由化分子”之一。

  茅於軾啟發瞭張維迎對於西方經濟學的最初的認知。2013年8月,在中國國際金融博物館的一次沙龍上,張維迎在演講中提到,“31年前,茅於軾教授給我打開瞭一扇窗。這真是一扇窗,有瞭這扇窗,我才看得更遠看得更亮,決定我以後走的道路。”這是一條什麼樣的道路?三十年後,在北大朗潤園狹小的辦公室裡,張維迎用他略帶陜西口音的普通話慢慢說道,“要說自己相信的話,內心相信的東西,就是你生命中最值得堅持的東西。”

  1984年的莫幹山會議上,明知政府可能不會采納自己的意見,而在價格改革的討論中,張維迎仍然堅持政府應該放開價格管制,最終讓市場決定的論調。

  上世紀90年代在英國牛津大學就讀期間,以米塞斯為代表的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思想再一次堅定瞭張維迎以市場為導向的世界觀。張維迎景仰的米塞斯,是自由意志主義運動的主要代表人物。最近十年,張維迎使得一批真正的市場派人士眼睛一亮,但也令他與那些凱恩斯主義者愈加漸行漸遠。

  2004年,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發文指責當時由顧雛軍主導的格林柯爾私有化,導致“國退民進”、國有資產流失。郎咸平的言論一時引得不少底層民眾拍手稱快。“郎顧之爭”爆發後,張維迎是第一個打破沉默的主流經濟學傢,呼籲“要善待為社會做出貢獻的人”,堅持必須進行國有企業產權改革。

  2006年3月,張維迎發表長文《理性思考中國改革》後再次遭到強烈質疑,被視為“既得利益集團代言人”。而一些批判者甚至沒來得及看完他的全文,隻看到那句“官員是改革中相對受損最大的利益集團”,就斷章取義地給瞭他“黑心教授”的封號。

  正是從那時候起,張維迎成瞭讓草根階層難以理解的經濟學傢,同時也被傳統的經濟學傢視為主要的反對派代表。

  財經作傢蘇小和曾經問過聯想控股集團董事長柳傳志:為什麼張維迎得不到民眾的理解?為什麼我們的經濟體依然那麼迷戀政府操控?柳傳志回答,這種事還得有藝術性,如果毫不掩飾地直接言說,別人聽不懂,不能理解你的意思,所以做事還得很小心,說話得註意。

  對於張維迎的不被人理解,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茅於軾曾感嘆:“可惜的是群眾往往不明白誰是真正維護他們利益的人,而社會的先知先覺往往成為歷史的犧牲品。這才是真正可悲的。”

  孤獨的改革者

  張維迎給記者遞過來一瓶礦泉水,歇瞭歇嗓子。這天上午他在北大國傢發展研究院的院子裡錄瞭一檔視頻節目,當時還穿著一身西裝,三個小時下來,襯衣已經濕透。 “這個不錄像吧?”他有些擔心地問《中國新聞周刊》。沒有攝影師的采訪會讓張維迎更放松些。

  這麼多年來,作瞭那麼多演講、寫瞭那麼多文章,張維迎傳播的其實還是那些常識:為什麼要相信市場、私有財產、自由意志的自發作用。幾乎在每一個公開場合,一有機會,張維迎都會呼籲政府改革。

  去年3月,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國傢發改委副主任朱之鑫發言剛一結束,臺下的張維迎馬上發問,“發改委全名叫發展與改革委員會,但是我們也觀察到發改委過去十年其實隻關註發展,不太關註改革。根據朱部長剛才的講話精神,是不是下面新一屆政府的發改委會反思自己的功能,給市場放權,給企業放權?”

  朱之鑫道:“說到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今天張高麗副總理已經說得很清楚瞭,我在發言裡也特別提出瞭要有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幹成一件事情必須要有政治勇氣。我們講改革的總體方案,設計圖、路線表看出瞭我們這方面改革的認識。”

  張維迎的那番話,讓臺下不少官員面面相覷。

  2013年,國務院一共分三批下發、取消瞭416項行政審批等事項,修訂政府核準的投資項目目錄,推動工商登記制度改革。

  張維迎並非不諳世事的教書匠。1984年,他從西北大學畢業之後,被分配到國傢體改委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工作。體改委一度扮演著中國改革的中樞角色。在體改委的六年,也是張維迎距離決策前線最近的六年。但這沒有改變他作為知識分子的性格。

  在歷年的中國企業傢亞佈力年會上,張維迎和高西慶都會辯上一場。2011年亞佈力論壇上,圍著紅色圍巾的張維迎先發言,他照例批評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是基於無知和利益,限制瞭企業傢的創業和創新、導致企業參與尋租經營。他認為強調政府主導的經濟政策必然傾向於成為壞政策,應當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

  隨後上臺的高西慶,第一句話就是“每次開會我都避免和張維迎辯論,但每次聽瞭他的發言我都不得不多說幾句。”話音未落,臺下一片掌聲,而高西慶自己也笑瞭起來。高西慶1986年獲美國杜克大學法學博士學位,發表這番言論時,任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副理事長、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官居正部級,管理的資產超過萬億美元。

  “張維迎說的很多道理都是對的,但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處理是13億人的事情,美國人一百年前就用玩兒自由放任的方式到今天,所以比我們發達,是這樣嗎?美國出臺反壟斷法,直接破壞瞭自由競爭的結果。”說到後來,高西慶一臉嚴肅。

  坐在演講臺旁張維迎,轉過身子,拿起話筒接過高西慶的話茬:“反壟斷,最該反的就是政府的壟斷。”張維迎左手握拳上下揮舞。

  不隻對政府幹預和國企抱有質疑,對於他身處的高校體制,他同樣有強烈的推動改革欲望。

  2003年,出任北大校長助理幾個月後,張維迎拿出瞭一份《北京大學教師聘任和職務晉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見稿)》。

  張維迎提出的那套方案基本復制自美國大學的“不升即退”的模式,在學校教職工中引發大面積反對聲。這年底,北大黨委換屆選舉,張維迎得票倒數第一。次年4月,北大教改草案第三稿中就刪去瞭對教師流動比例限制,刪除瞭“新聘教授應能用一門外文教學授課”的條文;“分級淘汰”“末位淘汰”這樣的語言也不存在。張維迎本人自2004年初便不再參與教改事務。

  張維迎在學院內的“仕途”絕非一帆風順。

  2006年,張維迎接替吳志攀出任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在萬科企業集團董事長王石看來,在張維迎的主持下,光華管理學院與長江商學院、中歐商學院並肩,成為中國最好的商學院之一。但2010年,北大一紙通知,張維迎不再擔任光華管理學院院長。沒幾天,華遠集團董事長任志強發微博質疑北大此舉,“張維迎走後的光華還是不是光華?”

  “要做好一個商學院,現在想起來都後怕、都頭疼。”幾乎每申報一個新項目,給老師支付一些講課費,學生學費的調整,幾乎每一處細微變動,都需要去報備審批。無處不在的管制,讓張維迎覺得當院長“其實蠻煩人的”。那時,張維迎幾乎每天七點就到辦公室。現在,每天一早,他都可以去寓所附近的奧林匹克公園晨練,一邊快走,一邊哼著信天遊。

  如今,年逾五十,張維迎對許多事情也開始想得開瞭些,“現在,我不會像以前那樣太較勁、太著急。現實太復雜,對於學者,有時隻能去追求邏輯的和諧。”

  呼喚企業傢精神

  張維迎幾乎不放棄任何一個機會為企業傢打氣。

  “總理不要被就業嚇住。”今年博鰲論壇上,張維迎在一個分論壇上發言的一開始就把話題轉到企業傢,“還有企業傢頂著呢。如果政府讓企業傢對未來充滿信心,企業傢更願意做長遠的事情,就是創新。要做到這一點,就要讓企業傢有更多自由,廢除不必要的管制,讓產權得到有效保護,讓我們的司法變得更獨立、更公正。”

  對於企業傢精神,張維迎評價很高。早在1983年底,在張維迎腦子裡,市場經濟概念有兩個最突出的東西,一個是價格信號,一個是企業傢。

  “企業傢”在中國一度被歸入敏感詞之列。上世紀80年代,中國人的觀念裡,一講到企業傢,就想到上海灘、冒險傢、資本主義尾巴什麼的,太負面。

  在公開場合,張維迎從來不忘記呼籲人們理解企業傢精神、特別是為一些落難的企業傢說話。2004年,他反對有人利用顧雛軍事件妖魔化企業傢隊伍。八年後,亞佈力中國企業傢論壇上,張維迎又替吳英喊冤。次年,湖南湘西三館集團總裁曾成傑因“集資詐騙罪”被處以死刑,在整個中國社會引起極大震撼。張維迎發現,在這年的亞佈力中國企業傢論壇上,“企業傢群體中彌漫著一種‘兔死狐悲’的氣氛。”於是,在演講中大發感嘆:“沒有良知的法官比不懂法律的法官更可怕。”

  一些企業傢正是因為跟政治走得太近,最終身陷囹圄。南德集團創始人牟其中,曾把企業目標設定為“為搞活國有大中型企業服務,振興社會主義經濟”,並命人裱成金字標語懸掛於大廳。2000年,牟其中因涉嫌信用證詐騙罪被逮捕,最終被判處無期徒刑。

  還有一些企業傢,則不知如何與政府打交道也同樣陷入困境。德隆系分崩離析多年後,隆德恒證券副總裁王世渝公開撰文提及唐萬新如是悔道:“我們遠離政治是一個巨大錯誤。如果今後還有機會,我們一定不去上海,一定就在北京設立總部。”

  張維迎深知企業傢的痛點。

  2004年夏天,在中國企業傢論壇深圳年會上,張維迎對著臺下的企業傢說,“在座的企業傢,你們企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做起來的時候,最大的感受是什麼?是做企業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累。這個累,並不是由於企業內部管理的問題耗費瞭你很多的時間,而是你所面臨的社會環境,是一個變化無常,有時候甚至是非常不友好的一個環境。”

  過去十多年來,張維迎先後擔任過幾傢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2001年,證監會強制要求上市公司要建立獨立董事制度,張維迎則評價此舉就像是麻袋上繡的花。當時,包括張在內的一些經濟學傢認為,如果把“寶”全押在獨立董事身上,希望依靠獨立董事徹底防范上市公司的內部人控制、保護中小股東權益,並不太現實。

  同年,張維迎應天津傢世界董事長杜廈之邀,擔任這傢公司獨立董事。此前,他還曾擔任國旅聯合的獨立董事。張維迎和杜廈相識於1982年在西北大學舉辦的全國首屆數量經濟學大會上,兩年後,兩人又一起上瞭莫幹山開會,成為終生摯友。

  2004年,第一個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的中國高科技企業亞信科技聘請張維迎擔任獨立董事。盡管張維迎對於互聯網業務並不熟稔,在董事會上發言並不多,但對於獨立董事的看法也發生瞭一些變化,“這也是一種責任,保護中小股東利益。”

  然而,萬科企業集團董事長王石卻認為,“張維迎與企業還走得不夠近。”一次去亞佈力論壇開會,王石在酒店房間裡看到張維迎寫的一本新書《競爭力與企業成長》,這恰好是萬科當時最關心的兩個問題。看完這本書之後,王石寫瞭篇文章建議張維迎深入企業,動用他的資源,用更多的精力去進行中國企業的案例分析,這樣想必對中國企業成長、對中國經濟發展更有幫助。

  備受爭議的公共知識分子

  采訪中,放在桌上的手機震動瞭好幾次,張維迎都沒有接。他是個大忙人,7月初,正值高校暑期,他就一直奔波於京滬兩地,出席各種論壇。

  一次,王石在文章中寫到,“張維迎就像一個佈道者,堅持苦口婆心地傳播現代企業理念和外國優秀企業的經營經驗,實在難能可貴。”

  “你問我這二十年來,觀點為什麼始終如一?”張維迎說,我是有自由意志的人,我們對這個世界好奇,就希望搞明白這個世界,現在我覺得弄明白瞭,我就希望能說出來,你不能讓我不說,或者說假話,這就會讓感到我不舒服。“說話要對得住自己的良知”。

  張維迎所贊賞的奧地利學派,可謂是西方公共知識分子的搖籃。盡管求學於牛津大學,但回國之後,張維迎數十年傳播市場理念,也被視為是奧地利經濟學派在中國的代言人之一。

  前不久,他給香港一傢媒體撰文時談到對過去十年的三個判斷:第一個判斷是,從經濟增長速度的角度來講,是過去35年裡最好的十年;第二個判斷是,從社會矛盾、社會和諧的角度講,是過去35年裡最糟的十年;第三個判斷是,從體制改革的角度講,是失去的十年。說到未來十年,張維迎預感這是中國改革的窗口期,“我們還是應該有所期待。”

  但更多時候,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張維迎,展現出來的批判、悲觀一面較多。東南大學經濟學教授華生認為,張維迎如此悲觀的原因是他從沒離開過體制。前不久華生在微博中寫道,“毅夫講政府做的95%都是對的,否則中國沒那麼大成就,恐是他在世行時看到不爭氣的發展中國傢太多瞭。我覺得對70%就不錯瞭。維迎總說市場萬能,政府最好別幹啥事,恐是因他從沒離開過政府附屬單位,衣食不愁,話語有平臺,不知我等體制外的眾人生存的難處。”

  作為公共知識分子,就不免經常卷入輿論漩渦,耳朵裡總會有聽到各種各樣的聲音。“有分量的批評比廉價的贊美更有價值。”張維迎說,“人傢和你爭論,首先是尊重你。最大的不尊重就是,不理你,你說啥,人傢都不回應,裝作沒有聽到。這才是最可怕的。你看很多人觀點針鋒相對,但在私下卻是很好的朋友。”

  今年7月29日,林毅夫在新華社舉辦的一個講座上,特別澄清“我不是反市場。我一直講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但被媒體報道出來以後,都隻剩下有為政府。然後另外一方被認為是代表市場派,我代表政府派。”

  張維迎生長在陜西吳堡農村,地處黃土高原深處,屬於國傢級貧困縣。如今,張維迎早已是陜西的大名人。上世紀90年代,當年的研究生同學、體改委的同事紛紛經商,一些人也勸他“下海”試一試,但張維迎依然選擇做一名學者。早年張維迎給本科生上課,講博弈論時,他曾讓兩個學生當場分一百塊錢,並制定瞭一條規則:每人在紙條寫上自己想要的數額,如果兩個人加起來剛好等於或小於一百元的話,按所寫數額給付;但如果兩人所要之和大於一百元的話,誰也得不到,結果是兩位學生各寫瞭50。然後他告訴學生,這就是博弈。

  學生用最理性的方式,實現瞭個人利益最大化,拿到瞭那一百塊錢。但是在紛繁復雜的社會之中,作為一個北大教授、不被人理解的經濟學傢、遭遇挫折的改革者以及不知疲倦的公共知識分子,張維迎的博弈之道卻難以用一個數學模型來概括。

  “人是會學習的動物,你不會在今天去重復二十年前的錯誤,遇到一些問題的時候,也不會像原來那樣太較勁,太著急,因為你認識到這個世界比你想象的要復雜,所以耐心也就有瞭。”張維迎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這樣說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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