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16日星期四

溫州金改的“事”與“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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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國務院決定設立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一石激起千層浪,這個素有“中國經濟改革風向標”之稱的小城,再一次熱鬧起來。
3月28日,國務院決定設立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一石激起千層浪,這個素有“中國經濟改革風向標”之稱的小城,再一次熱鬧起來。
細算起來,這是從1980年蒼南縣金鄉信用社實行浮動利率以來,溫州第四次啟動金融改革。最近一次是2002年,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戴相龍提出要將溫州作為全國唯一的金融改革綜合試驗區。
與以往相比,此次改革能否實現地域性突破?進一步推進過程中又會遇到哪些障礙?
金改試圖解決的問題
溫州本次金改起意於溫傢寶總理去年10月4日的一次視察——當時,中央政府信貸與房地產政策緊縮,引發瞭溫州高利貸崩盤與民企老板“跑路”浪潮。從9月12日至23日,僅10天內就有9傢溫州企業老板“失蹤”。
輿論將這些問題歸結為國傢金融管制。民間資本難以充分參與金融行業,從而造成瞭中小企業融資難。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告訴記者,因資金鏈斷裂引發的老板跑路潮,背後是積壓已久的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
而眾多經濟學傢進一步闡發:中小企業融資難的根源在於國有金融機構壟斷。國有銀行對中小企業設有較高的貸款門檻,大大影響到企業的借貸融資。
企業很難通過正規渠道貸到款,隻能轉向民間融資。民間借貸因此在溫州見縫生長。據統計,到2010年底,溫州擁有融資性中介機構1879傢,民間借貸市場規模達到1100億,89%的傢庭或個人、60%的企業參與其中。
然而民間融資卻屢因身份尷尬遭受打壓。2012年1月18日,備受關註的吳英集資詐騙案由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進行二審判決,維持對被告人吳英的死刑判決。此案一出,民間融資合法化再次受到廣泛呼籲。對此,溫州金融辦主任張震宇表示,民間資本投資難和中小企業融資難是溫州經濟的兩大難。要解決此問題,就必須規范民間借貸,發展民間金融,讓民間借貸“陽光化”。
在2011年10月視察中,溫傢寶與當地中小企業傢座談,表示“可以考慮”在溫州先試點金融體制改革。溫州市政府則抓住時機,迅速起草瞭相關的金融改革方案,並上報浙江省政府。
這也讓此次改革從一開始就獲得瞭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的一致重視和支持。
措施若不對癥,結果將事與願違
此次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改革共提出瞭12條主要任務,第一條便明確要規范發展民間融資,制定規范民間融資的管理辦法,建立民間融資備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民間融資監測體系。
業內人士認為,此舉在於整頓已經混亂不堪的民間金融體系,是民間借貸合法化的“二月春風”。
其實早在去年11月,溫州市政府就提出《溫州金融改革綜合試驗區總體方案》,開展民間資本管理服務公司試點,探索建立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初步決定設立市縣二級“地方金融監管中心”,將寄售行、投資公司、股權投資公司納入監管范圍。此前,這些市場金融與準金融活動,實際上長期遊離於中央“一行三會”的監管體系之外。
但事實上,這些措施的效果還有待檢驗——靠備案這一程序上、名義上的合法化措施,就能解決溫州原本的融資問題嗎?“這都是文字遊戲,有哪個民間金融機構在出問題之前,監管部門說它們不合法瞭?”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黎友煥如是說。
2011年溫州出現企業資金鏈斷裂時,高危的民間借貸被認為是罪魁禍首。但據統計,在溫州中小企業生產資金中,大約60%是以中小微企業自有資金形態出現的,民間借貸隻占到10%。
而中小企業融資難是一個世界性難題,目前絕大多數國傢對此都沒有根本性的解決方案。其原因在於,商業銀行從自身資產風險與安全的角度考慮,對信用不足,擔保能力差的中小企業必然惜貸,與金融機構市場化不足並無直接關系,甚至是市場自然選擇的必然結果。
除此之外,融資不暢,與溫州地區中小企業長期不能實現管理正規化與產業升級也有關系。“金融危機表面上看來是借貸問題,實際上是我們一直沒有找到一個提升核心競爭力的增長模式導致的。”溫州大學商學院教授張一力告訴記者。
正因此,溫州金融改革雖言在金融,但意在金融之外。其最佳目的是引導民間資本回歸實體經濟,遠離短期炒作和資產泡沫,支持實體經濟、民營經濟和中小企業的發展。
“十二條”出臺後,輿論對允許“符合條件的小額貸款公司可以改制為村鎮銀行”抱有厚望,但業內人士對此態度謹慎。廣州萬穗小額貸款公司董事長張化橋認為,村鎮銀行目前現狀讓人失望,小貸公司改制未必有優勢。
自2009年實行試點以來,溫州成立瞭3傢村鎮銀行。2010年9月末,3傢銀行的存貸比分別高達204.39%、120.86%和161.10%,表明其貸款均已超過存款。按照這次規劃,溫州村鎮銀行要在三五年內達到50個。
早在2009年6月,中國銀監會就發佈瞭《小額貸款公司改制設村鎮銀行暫行規定》。按照其中規定的小額貸款公司必須由金融機構發起,原有企業法人勢必要放棄控制權——小額信貸公司老板們很難為他人作嫁衣裳——這導致瞭改制熱情不足,目前在全國范圍內,改制數量依舊為零。
盡管這次改制會打破過去由銀行作為主發起人的制度,允許優質民營企業發起或者參與組建村鎮銀行,銀監會接下來也將出臺相關政策設置具體的條件。但村鎮銀行在不放開利率和建立存款保險的情況下,其信用無法與大銀行匹敵,在現實中極有可能重蹈1990年代基金會的覆轍。
直到近年來,依然存在這樣的案例。2011年前後,江蘇等地資金合作社演化為高息吸儲和高息借貸的高利貸機構,最終資金鏈斷裂而崩盤,引發地方金融動蕩甚至社會不穩。
而“研究開展個人境外直接投資試點”也不是第一次提出。2011年溫州市發改委、商務局、國傢外匯管理局溫州市中心支局三方就共同擬定瞭《溫州市個人境外直接投資試點方案》。出於對出境資金真實流向的擔憂,這個方案公佈不足半月即被叫停。
黎友煥認為:“由於資本是流動的,個人境外直投涉及到央行、國傢外管局、商務部等。即便是開放,也不應單從區域出臺,而是要有一個全國性的總體規劃和部署。”
改革前景
2002年,溫州被確立為全國唯一的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曾提出要推動利率市場化,改革農信社、改造溫州城市商業銀行,進一步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支持力度。此後10年,卻被媒體稱為是溫州金融改革“失去的10年”。
浙江工商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朱海認為,2002年的改革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推行力度都不大。並沒有認識到這是關系全局而非一個區域性改革。“金融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地方能做的有限,而且地方的很多問題都是由全局引起的。”
監管問題也是兩次金融改革共同面臨的難題。在現有金融管理體制下,地方和中央權責倒掛。地方政府更瞭解基層金融市場,但並無監管權限,而中央金融管理部門遠離市場卻大權在握。
此次改革方案通過以後,浙江及溫州兩級政府立即成立金融改革領導小組,省政府也表示要將審批權逐步放到溫州市。然而按照現行規定,設立村鎮銀行、農村資金互助社,由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批準,地方並無決定權。
“兩次金融改革的結局可能大同小異。” 在黎友煥看來,來自體制內權力部門和現有利益集團會成為改革進一步推行的阻力。
選擇溫州作為金融改革試點,體現瞭高層和溫州地方政府的思路交集:一方面,試點可為全國整體的金融改革探路,另一方面,也可使溫州能借機處置先前積累的一些風險,避免負面影響擴散。

   本文關鍵詞:溫州 金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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